（1563－1640），又名張介賓，字會卿，別號通一子，漢族，明末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是明代杰出的醫(yī)學家，為溫補學派的代表人物，學術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。

張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，自幼聰穎，因祖上以軍功起家世襲紹興衛(wèi)指揮使，“食祿千戶”，家境富裕。從小喜愛讀書，廣泛接觸諸子百家和經(jīng)典著作。其父張壽峰是定西侯門客，素曉醫(yī)理。景岳幼時即從父學醫(yī)，有機會學習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。13歲時，隨父到北京，從師京畿名醫(yī)金英學習。青年時廣游于豪門，結交貴族。當時上層社會盛行理學和道家思想。張景岳閑余博覽群書，思想多受其影響，通曉易理、天文、道學、音律、兵法之學，對醫(yī)學領悟尤多。景岳性格豪放，可能受先祖以軍功立世的激勵，他壯歲從戎，參軍幕府，游歷北方，足跡及于榆關（今山海關）、鳳城（今遼寧鳳城縣）和鴨綠江之南。當時北京異族興起，遼西局勢已不可為。數(shù)年戎馬生涯無所成就，使景岳功名壯志“消磨殆盡”，而親老家貧終使景岳盡棄功利之心，解甲歸隱，潛心于醫(yī)道，醫(yī)技大進，名噪一時，被人們奉為仲景東垣再生。五十七歲時，返回南方，專心從事于臨床診療，著書立說。崇禎十三年去世，終年78歲。

推崇丹溪之學

　　張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學。朱丹溪處于《局方》盛行的時代，醫(yī)者每多濫用辛熱燥烈藥物而致傷陰劫液，故朱氏以“陽有余陰不足”立論。明代醫(yī)學界河間、丹溪的火熱論相火論占統(tǒng)治地位，更有時醫(yī)偏執(zhí)一說，保守成方，不善吸取精華，反而濫用寒涼，多致滋膩傷脾苦寒敗胃，成為醫(yī)學界的時弊。景岳在多年豐富臨床實踐中，逐漸擯棄朱氏學說，私淑溫補學派前輩人物薛己（1486年-1558年），薛己身為明太醫(yī)院使，主要為皇室王公等貴族診病，病機多見虛損，故喜用補。景岳出身貴族，交游亦多豪門大賈，故法從薛氏，力主溫補。特別針對朱丹溪之“陽有余陰不足”創(chuàng)立“陽非有余，真陰不足”的學說，創(chuàng)制了許多著名的補腎方劑。張氏學說的產(chǎn)生出于時代糾偏補弊的需要，對后世產(chǎn)生了較大影響。因其用藥偏于溫補，世稱王道，其流弊使庸醫(yī)借以藏拙，產(chǎn)生濫用溫補的偏向。

著書立說

　　張氏中年以后著書立說，著作首推《類經(jīng)》，其編撰“凡歷歲者三旬，易稿者數(shù)四，方就其業(yè)?！背蓵?nbsp;于天啟四年（1624年）。張景岳對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研習近三十年，認為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是醫(yī)學至高經(jīng)典，學醫(yī)者必應學習。但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“經(jīng)文奧衍，研閱誠難”，確有注釋的必要?！秲?nèi)經(jīng)》自唐以來注述甚豐，王冰注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素問注》為最有影響的大家，但王氏未注《靈樞》，而各家注本頗多闡發(fā)未盡之處?！端貑枴贰鹅`樞》兩卷經(jīng)文互有闡發(fā)之處，為求其便，“不容不類”。故景岳“遍索兩經(jīng)”，“盡易舊制”，從類分門，“然后合兩為一，命曰《類經(jīng)》。類之者，以《靈樞》啟《素問》之微，《素問》發(fā)《靈樞》之秘，相為表里，通其義也?！薄额惤?jīng)》分經(jīng)文為十二類、若干節(jié)，根據(jù)相同的內(nèi)容，擬定標題，題下分別納入兩經(jīng)原文后詳加注釋，并指出王冰以來注釋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各家不足之處，條理井然，便于查閱，其注頗多闡發(fā)。景岳思路開闊，對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精研深刻，各家著作瀏覽甚廣?！额惤?jīng)》集前人注家的精要，加以自己的見解，敢于破前人之說，理論上有創(chuàng)見，注釋上有新鮮，編次上有特色，是學習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重要的參考書。

　　同年，景岳再編《類經(jīng)圖翼》和《類經(jīng)附翼》，對《類經(jīng)》一書中意義較深言不盡意之處，加圖詳解，再附翼說?！额惤?jīng)圖翼》十一卷：對運氣、陰陽五行、經(jīng)絡經(jīng)穴、針灸操作等作圖解說，討論系統(tǒng)?！额惤?jīng)附翼》四卷，為探討易理、古代音律與醫(yī)理的關系，也有闡述其溫補的學術思想之作，如《附翼·大寶論》《附翼·真陰論》等重要論文，也有部分針灸歌賦。

學術貢獻

　　《景岳全書》內(nèi)容豐富，囊括理論、本草、成方、臨床各科疾病，是一部全面而系統(tǒng)的臨床參考書。景岳才學博洽，文采好，善雄辨，文章氣勢宏闊，議論縱橫，多方引證，演繹推理，邏輯性強，故《景岳全書》得以廣為流傳。后世葉桂亦多承張氏的理論。清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章楠《醫(yī)門棒喝》初集成，論《全書》云：“或曰：嘗見誦景岳者，其門如市”，則自順治中葉至1828年的近200年間，幾為醫(yī)所必讀，可見景岳的溫補理論之影響深遠，《全書》之流傳廣泛。


　　《質疑錄》，共45論，為張氏晚年著作，內(nèi)容系針對金元各家學說進行探討，并對早期發(fā)表的論述有所修正和補充。張景岳善辨八綱，探病求源，擅長溫補，并在其醫(yī)學著述和醫(yī)療實踐中充分反映。治療虛損頗為獨到。反對苦寒滋陰，很好地糾正了寒涼時弊。他的陰陽學說、命門學說對豐富和發(fā)展中醫(yī)基礎理論有著積極的作用和影響。他的重要著作《類經(jīng)》是學習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較好參考書，《景岳全書》各科齊全，敘述條理，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臨床參考書。張景岳的學術成就無疑是巨大的，對中國醫(yī)學的發(fā)展做出卓越的貢獻。

醫(yī)學思想

　　在整個中醫(yī)理論發(fā)展史中,張景岳的醫(yī)學思想體系居有重要地位,代表著中醫(yī)理論的新的發(fā)展階段。他的以溫補為主的思想體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對中醫(yī)基礎理論的進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。他進一步完善了氣一元論,補充并發(fā)展了陽不足論,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水火命門說,對后世養(yǎng)生思想的發(fā)展也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影響。張景岳醫(yī)學思想體系的發(fā)展與宋明理學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,理學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形態(tài)中最具哲學性的思想體系,集儒釋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學構建了新的以“太極”為核心、理氣相隨的哲學形態(tài),吸收了當時高度發(fā)達的自然科學成果,被譽為中國本土的有機自然主義萌芽。張景岳的醫(yī)學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學思想之上,運用理學家的觀念對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作了全新的詮釋,著有《類經(jīng)》等書,并成為后世醫(yī)家學習和研究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的范本,故研究其思想發(fā)展的哲學基礎有利于對整個醫(yī)學基礎理論的發(fā)展狀況進行宏觀把握。 本文從醫(yī)學思想的轉型與理學思想的形成之間的關系這一角度出發(fā),以張景岳醫(yī)學思想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溫補思想為切入點,通過對周敦頤、張載、二程、邵雍、朱熹等理學大家的哲學思想對張氏思想體系形成的影響進行分析,從而全面系統(tǒng)的總結出張氏醫(yī)學思想的哲學基礎。

《景岳全書》


　　張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學術思想，臨床各科、方藥針灸之大成，輯成《景岳全書》64卷。成書于其卒年1640年?！啊度珪氛撸┎汕叭酥x，考驗心得之玄微?！薄度珪髦业摗份嬘芯霸乐饕t(yī)學理論、醫(yī)評、問診和診斷、治療原則等論文三十余篇，多有溫補學說的論述?！度珪っ}神章》錄有歷代脈學，其中診脈之法和脈象主病多有結合臨癥經(jīng)驗的評論。次為《全書·傷寒典》，補充“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傷寒諸義并諸治法之未備”，論述傷寒病的證治?！度珪るs證謨》列諸內(nèi)科雜證的病因病機、治理方藥和部分醫(yī)評，并輔有部分醫(yī)案，論述系統(tǒng)、精采?！度珪D人規(guī)》：論述九類婦科疾患，并指出婦科證多有情志病因，尤要注重四診合參?！度珪ば簞t》：更述兒科諸病并治，在總論中提小兒“臟氣清靈，隨撥隨應”的生理特點，很有見地。《全書·痘疹銓》、《全書·外科鈐》各有論病及證治?！度珪け静菡方榻B藥物二百九十二種，每味詳解氣味性用，很多為自己的臨癥用藥體會，頗有價值?！度珪ば路桨岁嚒贰ⅰ度珪す欧桨岁嚒?，景岳善兵法，在此借用藥如用兵之義，以方藥列八陣為“補、和、攻、散、寒、熱、固、因”?！度珪ば路桨岁嚒分兴蟹筋H具創(chuàng)新。《全書·古方八陣》輯方經(jīng)典。共錄新方186方，古方1533方，其后的婦人、小兒、痘疹、外科古方收婦科186方，兒科199方，痘疹173方，外科374方及砭法、灸法12種。

用藥特色

　　1、臨證用藥　精專簡煉張景岳處方用藥，講求“精?！倍?，從不魚目混珠，龐雜為用。這一特點在新方八陣中體現(xiàn)得最為明了，淋漓盡致。張景岳認為：“施治之要，必須精一不雜，斯為至善?！惫势涫紫却罅μ岢幜Ｒ?。他的自創(chuàng)諸方，藥力均純厚精專。如“補陣”中的左歸飲、右歸飲、左歸丸、右歸丸，皆由古方變通而得。此四方均去原方之瀉，增培本之補，使其純補而不雜，藥專而有力。集中體現(xiàn)了張景岳“與其制補以消，熟若少用純補”及“若用治不精，則補不可以治虛，攻不可以去邪”的用藥思想。
       其次，張景岳還力倡處方用藥藥味宜精。藥雜味多，則藥力必不能專。故藥味精簡，是景岳處方用藥的又一大明顯特色。據(jù)統(tǒng)計新方八陣計186方，每方藥物超過10味的僅見13方，約占總方的7%；用藥數(shù)以6~8味居多，共88方，約占47%；而5味藥以下者共有58方，約占31%。平均用藥，每方約6味。由此可見，景岳用藥確如其言，藥力精專，簡便兼驗。

活用古方

　　景岳的許多自創(chuàng)新方，乃在推陳出新基礎上別出新途，活用古方并補前人之未備而成。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，而能自出新意。以古方為基礎，執(zhí)古方“意貴圓通”之意，創(chuàng)立了很多新方，臨床試用，效果甚顯。如六味地黃丸本為補肝滋腎養(yǎng)陰之通劑，景岳以此為基礎，舉一反三，衍化出5首類方。大補元煎即六味地黃丸中增入人參、歸，即變滋陰養(yǎng)腎之方為大補氣血之劑；左歸飲即六味地黃丸加枸杞、甘草，改治腎陰不足，腰酸遺泄，舌紅脈細；右歸飲即六味地黃丸加杜仲、附子、肉桂、枸杞，用治腎陽不足，命門火衰，氣怯神疲，肢冷脈細；左歸丸即六味地黃丸加菟絲子、牛膝、龜板膠等而成滋補腎陰，填精益髓之劑；右歸丸即六味地黃丸加附子、肉桂、當歸等而成溫補腎陽，用治命門火衰之方。
      以上衍化新方均不離治腎培元之宗旨，以此為基礎，或兼以溫補氣血，或兼以培補腎陽，或兼以滋腎養(yǎng)陰，或兼以填精補血。由此可見，景岳對六味地黃丸的加減化裁，臨證應用已達到運用自如之境地。至于對其它古方的變通應用，借此六味地黃丸一例，已可“管中窺豹，略見一斑”了。

長于溫補

      景岳十分重視人體正虛為病，基于“陽非有余，陰亦不足”之說，大倡扶正補虛之理。景岳用補，先以形體為主，注重溫補精血。他在“八陣”中講到：“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，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，此實醫(yī)家大門路也?！本霸浪孕握呒搓幹^也，故又有“形以陰言，實惟精血二字足以盡之”的論述。
　 試觀新方八陣，景岳常用的補精血藥物有熟地黃、當歸、枸杞等味。其中則以熟地黃為首選之品。景岳曾云：“形體之本在精血，熟地至靜之性，以至甘至厚之味，實精血形成中第一純厚之藥?！毙路桨岁囉檬斓攸S者計47方，占總方之25%左右。而補陣29方，用熟地黃者21方，約占72%。景岳用熟地黃填補精血，所治病患極廣，諸如外感表證、嘔吐、水氣、腫脹等等，此均為歷代醫(yī)家用熟地黃有所避忌者。景岳則不拘常法，信手拈來，屢收奇效。
　　其次，景岳用補的另一特色即是補必兼溫。景岳曾云：“虛實之治，大抵實能受寒，虛能受熱，所以補必兼溫，瀉必兼涼?！惫视谂R證之際，凡扶正補虛者，景岳多以溫補為主旨，其善以附子、肉桂、干姜、人參等藥為溫補之用，而其變化出入使用上，諸藥在新方八陣中則比比皆是。
　　景岳長于溫補，于當時，實乃救誤應時之所為。景岳曾說，自金元以來，河間劉守真創(chuàng)“諸病皆屬于火”之論，丹溪朱震亨立“陽有余而陰不足”之說，后人拘守此說，不論虛實，寒涼攻伐，此均為力救其偏之治。他認為“涼為秋氣，陰主殺也，萬物逢之，便無生長，欲補元氣，故非所宜。涼且不利于外，寒者益可知矣。”并宗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“形不足者，溫之以氣；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”之論，力倡溫補而終成一家之言。

民間傳說


　　張景岳是明代著名醫(yī)學家，人們都知道他善用溫補，卻很少知道他還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。
      一戶姓王的人家有個兒子，剛滿一歲。一日，母親隨手拿一枚釘鞋的圓鐵釘給兒子玩。小孩不知，誤塞入口中，吞到喉間出不來。其母見狀大驚，忙倒提小孩兩足，欲倒出鐵釘，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噴血，情況十分危急。孩子的父母連呼救命。恰好張景岳路過這里，他見狀急命其母將小兒抱正，小兒“哇”地一聲哭開了。景岳斷定鐵釘已入腸胃，小兒父母早嚇得六神無主，迭聲哀求張景岳想想辦法。
      張景岳陷入沉思中，他記起《神農(nóng)本草經(jīng)》上有“鐵畏樸硝”一句話，想出一個治療方案。他取來活磁石一錢，樸硝二錢，研為細末，然后用熟豬油、蜂蜜調(diào)好，讓小兒服下。不久，小兒解下一物，大如芋子，潤滑無棱，藥物護其表面，撥開一看，里面正包裹著誤吞下的那枚鐵釘。小兒父母感激不已，請教其中的奧秘。
　　張景岳解釋說：使用的芒硝、磁石、豬油、蜜糖四藥，互有聯(lián)系，缺一不可。芒硝若沒有吸鐵的磁石就不能跗在鐵釘上；磁石若沒有瀉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鐵釘。豬油與蜂蜜主要在潤滑腸道，使鐵釘易于排出——蜂蜜還是小兒喜歡吃的調(diào)味劑。以上四藥同功合力，裹護鐵釘從腸道中排出來。
　　小兒父母聽完這番話，若有所悟地說：“有道理！難怪中醫(yī)用藥講究配伍，原來各味藥在方劑中各自起著重要作用哩！”

學術思想

　　“中年求復,再振元氣”是明代著名醫(yī)家張景岳關于我國中老年醫(yī)學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。對其所提的“中年求復,再振元氣”的意義和學術價值進行了探討，并分析了中年求復，貴在復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義，以倡其中興延壽之旨。

深遠意義

　　人所具有的天然壽命,古人稱之為“天年”,認為是與先天元氣相關。當然,人的壽命是有限的,且往往取決于元氣強弱。從這一角度言,顯然人是處于被動的地位,故張氏《景岳全書》云:“此人之制命于天也”。但是,另一方面,又很少有人能盡其天年,這與后天是否很好地調(diào)攝養(yǎng)生有很大關系:先天雖強,不加惜護,仍可夭折;而先天雖弱,但勤于慎節(jié),有時反得長壽。首先,張氏并非唯先天論者,他也非常強調(diào)后天的作用。正如他在《先天后天論》中所說:“后天培養(yǎng)者壽者更壽,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”;“若以人之作用(后天)而言,則先天之強者不可恃,恃則并失其強矣;先天之弱者當知慎,慎則人能勝天矣?！痹凇吨信d論》中也指出:“若后天之道,則參贊有權,人力居多矣?！睆倪@一角度言,人對自己的壽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動權。故張氏又云:“此天之制命于人也”。通過這樣的分析,張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壽命上的能動作用,得出了“后天之養(yǎng),其為在人”的結論，確是有其說服力的。

由盛而衰期

　　中年時期是人體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，我國古代對此早有較為深刻的認識。如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曰:“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,起居衰矣”;且認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則天癸竭,即標志著人體由此逐步進入了老年期,已可出現(xiàn)早衰和種種老年病?！秱浼鼻Ы鹨健匪^“四十以上.即頓覺氣力一時衰退;衰退既至,眾病蜂起,久而不治,遂至不救”。面對早衰現(xiàn)象和漸入老年,前賢反復強調(diào)了攝生的重要意義,認為決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養(yǎng)。因為衰老之體,元氣大虛,精血枯竭,臟腑虧弱,欲求復壯、延年,其亦難矣。這也就是古人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之經(jīng)旨也(《素問·四氣調(diào)神大論》)。
　　但是,張氏并未停留于此。他進一步對預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討,并鮮明地提出了“中年求復,再振元氣”的卓越思想。預防早衰思想
　　張氏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，從他的后天保養(yǎng)的觀點出發(fā)，發(fā)揮了預防早衰的思想。他指出了早衰的產(chǎn)生是由于不知攝生，耗損精氣，所謂“殘傷有因，唯人自作”(《景岳全書》)。既然“所喪由人，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”，說明通過努力可能挽回早衰。因為,，人的生命過程是有規(guī)律的,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經(jīng)歷著生長壯老,故早衰使之復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規(guī)律。在這一意義上,他強調(diào)了挽回早衰,此時所作，并“非逆天以強求，亦不過復吾之固有”(《中興論》)，何樂而不為也，甚至他在論中還滿懷信心地說到:“國遠皆有中興，人道豈無再振?這里的關鍵在于元氣,早衰即是元氣大傷的表現(xiàn)。而挽回早衰，即在重振元氣?！边@就是“求復之道,……總在元氣”。說明了應當抓住中年時期元氣尚未大虛之機，認真地加以調(diào)理，使元氣得以復常，而人身之根本得固。若以天年為百歲而言，中年時期的元氣，難道不是還應該保持著大部分嗎?我們不難看到，張氏的“求復”之論,遙接了《內(nèi)經(jīng)》中的有關論述。如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認為，不懂得運用陰陽和調(diào)這一養(yǎng)生規(guī)律，“則早衰之節(jié)也”；’倘能掌握養(yǎng)生之道，即可“老者復壯,壯者益治”。所以,張氏的中年求復，再振元氣的觀點，是對該節(jié)經(jīng)義的重大發(fā)揮。由于他的預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對人體生命過程的深入了解，基于對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確認識，因之不僅富于一種積極的主動精神，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學依據(jù)。
　　許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發(fā)生的，而是在中年后逐漸演變而成的。中年時期雖然在生理上是一個由盛而衰的過渡時期，但其生理特點畢竟完全不同于老年時期,即使逐漸出現(xiàn)一些衰弱的表現(xiàn)，但卻遠比60歲或64歲以上的老人要氣血旺盛、臟腑充盈得多，是故張氏力主“人于中年左右，當大為修理一番，然再振根基，尚余強半”(《中興論》)，加強調(diào)養(yǎng)，對于避免早衰，預防老年病等，無疑具有極大的意義，以盡享天年是完全有可能的。這些情況表明，在300多年前張氏提出的中年求復的思想，確是十分可貴的。

惜元復元


　　愛惜元氣防范未然《素問·上古天真論》認為，人生在世，可“度百歲乃去”?？梢姰敃r己發(fā)現(xiàn)人的自然壽命在百余歲。據(jù)《尚書·洪范》解釋,，“一曰壽,百二十歲也?！眲t更明確地
指出壽命的極限為120歲。張氏在《中興論》中亦認定人之天年在百余歲。即使人的個體壽命因遺傳差異而有所不同，雖不可能春秋皆度百歲,但絕大多數(shù)人是應該達到90以上至100余歲的。然而,事實上卻是大多數(shù)人半百而動作皆衰,就其緣由,理當責之后天失養(yǎng)、元氣受損。正如《素問·上古天真論》所說:“以酒為漿,以妄為常,醉以人房,以欲竭其精,以耗散其真,不知恃滿,不時御神,務快其心,逆于生樂,起居無常,故半百而衰也”。張氏亦持此見,認為除天災人禍等客觀原因外,乃是“唯人自憎”(《中興論》)。既然是“所傷由人”,則“挽回之道,有不仍由人者乎”(《中興論》)。元氣乃人身根本,且在體內(nèi)不能永存。人至中年,元氣則由鼎盛而漸衰,因而對之更當惜之再惜。但總有人不明此理,“既已失之,而終不知其所以失也”。整日仍忱于酒、色、財、氣、功名之中,以至“坐失機宜,變生倏忽”,令元氣早衰。故張氏歷陳其損元折壽之害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，曰：酒殺可避，吾能不醉也；色殺可避，吾能不迷也：財殺可避，吾能不貪也；氣殺可避，吾能看破不認真也；功名之殺可避，吾能素其形藏也?！?《景岳全書·傳忠錄·天年論》),張氏這種既正視人的生理和社會需求，同時又提出應當對這些需求有所節(jié)制的思想，較之一味勉強無為和壓抑人的正當需求的思想來說,無論從認識方面或實踐方面均大有進步。這不僅豐富和發(fā)展了我國的養(yǎng)生學,而且還為處于社會激烈競爭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，順利步入健康的老年時期，以及對中年心身醫(yī)學的研究，都提供了正確的思路。